与钢院一路之隔的北京地质学院，也于1952年7月正式成立。在学院成立大会上，时任地质部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激情洋溢地说：“现在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，航空学院是惊天，地质学院是动地。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……你们是新的土地公公，土地婆婆。”

  该校一位老教师回忆说，建国初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急需地质先行，尽快培养出大量地质人才成为当务之急。建校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乏校舍，经中央批准，仅用了一年时间，就在北京西北郊建起了5万多平方米校舍。当时没有教材，教师们亲自动手刻蜡板；没有挂图，教师们亲自动手画；没有标本，教师们带领学生利用实习时间和假期采集，用双手建起了矿物实验室、岩石实验室和古生物实验室；缺少反光显微镜，年轻教师用生物显微镜改装。许多教师和实验员经常工作至深夜，为搞好教学艰苦奋斗。

  到1956年，经过全体教职工的艰苦奋斗，北京地质学院在教学、科研和生产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在人才培养方面，5年中每年都有毕业生分到教学、科研、生产部门工作，成为地质战线的生力军，基本满足了国家急需查明矿产资源的人才需求。

  1952年，时年19岁的大连少年戚发轫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，自此结缘航空航天。同年10月，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航空系与全国其他7所高校航空院系合并改组为北京航空学院，这也注定了50多年后，戚发轫成为了这所学校最负盛名的毕业生之一。

  在与航天事业相伴的50多年生涯中，戚发轫在35岁时便担当了“东方红1号”的总设计师，那时的他被称作是中国航天的“18勇士”。从“东方红2号”、“风云”卫星等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，到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、总指挥，戚发轫与10万多名终身从事航空航天事业的北航学子一起，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，在茫茫戈壁荒漠和大山深处，为祖国的国防建设默默奉献……

  “我觉得5年的大学生活给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，使我有可能在以后几十年里确实为国家、为航天事业做些工作。”戚发轫说。在北航50多年来治学育人的峥嵘岁月中，为祖国现代化国防建设输送了10万余名航空航天人才，包括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、六个型号火箭的总设计师王德臣等优秀师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我国航天英雄首次造访太空之时，有17位北航校友担任了载人航天7大系统副总以上职责，占总数的47%，还有数十位校友是分系统负责人。

  “事实证明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总的说是成功的”

  院系调整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较大发展

  你可曾记得母校，/刚翻起第一块泥土的时候，/我们就开始歌舞在宿舍的走廊。/当老师刚制定出，/第一个实习计划的时候，/我们就开始去到工厂。/亲爱的母校，/我们和你一起成长，/接受你最亲切的教养。/再见吧，/学校，/师长，/如今，/你播下的创造者的种子，/我们要把它带到远方……

  这首诗是北京钢铁学院一名毕业生写的。当年，在“八大学院”第一届毕业生分配时，各个学校都在食堂、教学楼贴出了大红纸的分配光荣榜，上面分别写着分配的单位。同学们紧张地在那些最艰苦的地方找自己的名字，“我在克拉玛依！”“我在玉门！”有的学生发现自己被留校，当时就哭了，急忙找到系里，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……

  北京钢铁学院1957届毕业生李依依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大学期间，面容清秀、身材娇小的李依依是校学生会文体部的副部长，还是北京高校女子短跑冠军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她主动放弃了在家乡北京工作的机会，执意奔赴国家钢铁基地——本溪参加工业建设。

  “每天三班倒，实实在在地干活。因工作需要，我常会爬几十米高的炉顶。”在新中国第一代女工长李依依的手臂上，至今仍留着在炼铁时被烫形成的大块瘢痕。她所负责的高炉炼铁利用系数连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，被团中央命名为“青年红旗炉”，荣登“炼钢群英榜”。后来，她又被分配到沈阳中科院金属所，从实习研究员成长为中科院院士，为我国的国防关键材料的研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而她的丈夫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柯伟，两人是北京钢铁学院时的同级同学。

  如今，我们很难找到一组准确的数字，表明院系调整后“八大学院”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多少名优秀专门人才，但在1952年以后毕业的两院院士中，毕业于“八大学院”的有65人左右，绝大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。

  在记者采访时，很多人都不愿谈及自己，更愿意谈那些一直坚守在边疆、基层默默奉献一生的同学们。在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，一位老教授告诉记者，当年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抱着为发展祖国地矿事业大干一场的壮志，始终工作在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矿山深处。在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许多在生产第一线当了多年“地质匠”的学生，至今履行着自己毕业时“干一辈子地质事业”的诺言。1966年前，北京地质学院培养了2万名毕业生，平均每100个学生中出一个省部级劳模。

  今天，当人们回顾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，或许可以总结出很多成就、经验和教训，但毋庸置疑的是，院系调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：从1952年到1957年，在学校的类型、层次、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：旧教育的重文轻工得到改善，工科学生从4.85万人增加到了16.万人；过去不被重视的师范，学生人数从6836人增加到20243人；通过增设钢铁、地质、矿冶、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，以及建成机械、电机、化工、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，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。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，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，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.3%提高为1953年的18.8%，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。

  何东昌同志曾深刻地总结道：“历史的事实证明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，虽然还不够完备，如学位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等，但总的说是成功的。它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。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的宝贵历史经验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础。”

  尾声：57岁的学院路

  57年过去了，昔日的学院路经过屡次改造，如今已成为连通北京北三环和北四环的交通干道。

  昔日在学院路上的“八大学院”，现在已不见了踪迹——它们全都升格成了“大学”，使得学院路这个名称显得有些“陈旧”。唯一不变的，是包括“八大院校”在内的众多高等学府依旧在这里“安家”，至今这里仍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。

  如今，对于包括“八大学院”在内的众多行业高校来说，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，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，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，将是57岁的学院路面临的最大考验。

  ■本报记者 张晨